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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7年10月28日
时间： 14:30
地点： 上海大剧院  贵宾厅

特邀嘉宾： 艾森巴赫
主持人：曹可凡

曹可凡：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能够请来我们的指挥大师，艾森巴赫先生。几年前，大师曾经率领巴黎管弦乐团来上海大剧院演出，而我作为一个忠实的乐迷，对大师当时指挥的《波莱罗》印象尤为深刻。

曹可凡：在我的印象当中，艾森巴赫先生曾经多次率团来到中国演出，是否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有着浓厚的兴趣？

艾森巴赫：每次来中国都是一种很大的喜悦。每次都能发现更多的东西。每次都能遇见更多有趣的，可爱的，优秀的人。

曹可凡：艾森巴赫先生对中国的古代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知道您非常喜欢老子的《道德经》，喜欢读李白的诗歌，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有这么浓厚的兴趣？

艾森巴赫：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人们应该去了解它，以便于更好地去了解现代文化（年轻的文化）。正是这个原因，我对中国的文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感兴趣，另外它也给了许多欧洲人启发和启示，尤其是马勒，让•格拉戴尔。它实在是博大精深了，但是人们应该是了解一点。

曹可凡：艾森巴赫先生的出生地现在是归在波兰的境内，其实跟马勒的出生地相差只有几个英里，我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来演奏马勒的《大地之歌》，那艾森巴赫先生是最好的诠释者。

艾森巴赫：是的，我出生在布雷斯劳，它离弗洛卡罗不是很远，大概四十五公里左右，也就是马勒的出生地。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他的音乐也离我很近。事实上马勒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在他的音乐中有很多波西米亚的主题和风格。比如波西米亚舞曲。

曹可凡：作为一个音乐家，您是不是从小就对音乐特别敏感？

艾森巴赫：是的，灵感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那灵感从何而来呢？当然来自于音乐，但也是来自于音乐家的生活，以及一切的生活细节。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便构成了音乐灵感的源泉。

曹可凡：我知道您的童年是在战争当中度过的，在那样一个特别动荡的岁月，是不是只有音乐才能够使您达到一种内心的平和？

艾森巴赫：是的，那是肯定的！二战末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万分，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祖国。而我当时只是一个四岁的孩子，便亲眼目睹了死亡。我被这些所震惊，甚至整整一年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就在这时，音乐来到了我的生命中，是我的养父母把音乐带给了我。音乐拯救了我的生命，多亏了音乐，我突然之间恢复了说话的能力，音乐可以表达我的思想感情，开起了我心灵的窗户，把深藏在我心中的一切都挖掘了出来。当时我真的被压迫得有点窒息了，是音乐使我渐渐开朗起来，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力量。

曹可凡：我知道在您十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钢琴比赛，并且获了奖，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艾森巴赫：当时十一岁，非常的紧张。对于当时还很小的我来说，钢琴是如此的大。听众们是很小心我没有表现出过分的紧张，但是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对于一个年轻音乐人来说，即使你二十岁了，也会感到紧张的。

曹可凡：您曾经说过一个比赛毁掉的天才也许比被发现的天才还要多。然而你自己也是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

艾森巴赫：对于一个很年轻的人来说，参加这样的比赛，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你神经紧张，会带给你很大的压力，承受一种煎熬，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很可能把很多有天赋的人扼杀。当然，我没有说肯定会扼杀那些天才。但是，同时比赛对于那些以后想从事音乐事业的年轻艺术工作者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形式。因为在这过程中，可以学会怎么样去稳定自己的情绪，消除紧张，这对以后的生活是很有好处的。对于孩子来说，获不获奖，获得什么奖项，都是次要的，要在音乐事业中发展，都是很艰辛的，很累人的，很有压力的。

曹可凡：我知道您在十一岁的时候，曾经听过一场对您一生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音乐会，那场音乐会是由当时的德国指挥大师福特文格勒来指挥的。您能不能跟我们描述当您看到福特文格勒在台上指挥乐队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

艾森巴赫：是的，正是从那时起，我对指挥这个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到了如此神奇的人，他就像有魔法一般，好似让音乐家着了魔，时而他又像天使。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就对我的母亲说：我也想成为乐队指挥，而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她对我说：如果你想成为乐队指挥，那你必须要学一样乐器。一个星期后，我便有了自己的小提琴，一把专业小提琴。我开始学习小提琴，一学就是十二年。

曹可凡：您曾经还和著名的指挥大师卡拉扬先生合作了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当时合作的情况您是不是还记忆犹新？

艾森巴赫：对我来说，能和一个这么伟大的指挥家同台演出，真的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我曾经参加了他的试弹，这也是我生命中的唯一一次试弹。通常，试弹的时间是七到十分钟，而那次却持续了长达一小时。当时外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试弹，他们紧张地等待着，不停的问：“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他在里面待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后来，他邀请我一起录制了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是一段难忘的回忆，也是我生命中一段十分特别的时光。这是我第一次和他合作，在此之后我们又合作了很多次。他是一个真正的导师，他对我的生活，乃至我的人格品质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曹可凡：在外界看来，卡拉扬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艺术家，不知道在您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卡拉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艾森巴赫：是的，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有时候他的样子会让人感到害怕。但是他对我完全不是这样的，当他挑选了一个人之后，他会很耐心地指引他，帮助他来创作音乐，诠释音乐。他十分开朗、开明，充满了幽默，他是那么坦诚豁达，胸襟开阔，总是很乐意接受人们的提问。他会很坦率地回答任何问题，不仅仅局限于音乐的问题。所以，当人们对他有很好的了解，当他对那些喜欢他的人有信心时，这种严肃和严厉就不复存在了。

曹可凡：上次您在上海举办音乐会的时候，大家都被您指挥的《波莱罗》所震慑，虽然您在乐曲的开始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但是观众能随着你的力量进入到音乐，我很想知道当一个指挥家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艾森巴赫：对于观众来说，他们是看不到我正面的，看到我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其实我的眼睛做了很多事情，我用我的眼睛来指挥我的乐队。在观众的印象中，指挥的职责就是站在那来控制音乐的节奏，但是指挥还必须同时去集中表演者的注意力，让它慢慢地提升。指挥家可以用眼睛很好地去完成这些，目视着表演者，把他们带入到一个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这是提升注意力的一种指挥方式。这个并不简单，不是靠动作去指挥，而是靠眼睛和感觉来让一切都准备就绪。

曹可凡：您也曾经说过呼吸是自己的一种指挥风格，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艾森巴赫：当你生活的时候，当你说话的时候你会呼吸么？我们有生理呼吸（自然呼吸），但是当音乐家弹奏钢琴，拉小提琴时，他们忘记了乐器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意识到乐器也是有生命的，它们在演奏的同时也好像在呼吸一样。音乐应该是有生命的，否则音乐就成为了很乏味，没有生气的声音了。通过“呼吸”，音乐变得有生气，有活力了。当你开口说话时，你在说一句话之前都会呼吸。那么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在演奏一个乐句甚至是一个音符之前都要呼吸。看看我们出色的演奏家，当他演奏每个音符的时候，都像你们一样的在“呼吸”，感觉呼吸之中的那种奇妙。整个乐队都在这样做，都在用心地研究、熟记、培养这种“呼吸”，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再看一下郎朗，他赋予了音乐以生命，使音乐变得有活力。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很多人都指责他在演奏时的动作幅度过大，肢体语言过多，不，他所做的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音乐。

曹可凡：我知道您作为一个乐队的指挥和音乐总监，经常会邀请一些当代的音乐家和观众做面对面的交流，是不是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得音乐能够走近普通的听众，使听众与音乐之间的距离能够变得更近一些？

艾森巴赫：我认为这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年轻人的思想很开放，他们在音乐上很能接受新东西、新思想，但是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接受新事物的途径，为他们开启这样一扇门，所以我们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的演出，受到了学校、家庭、孩子们的欢迎。来听音乐会的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我们准备了一些特殊的曲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方面，我们要向年轻人展示和推广音乐，使他们逐渐对音乐产生兴趣。另一方面，我们要为年轻人举办一些票价较低的音乐会，因为年轻人是没有钱来买一张一百美金的音乐会门票的。

曹可凡：我听说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您正在伦敦，当您得到了这样一个讯息以后，立即改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您是不是想以音乐的形式来表达人类的尊严？

艾森巴赫：是的，那是非常悲伤的一天，非常艰难的一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早上排练以后，法国大使邀请我们共进午餐。下午两点，我们刚吃了第一道菜，一个信使带来了一个噩耗，大使甚至都不敢相信，他出了饭厅，观看了电视新闻，然后就匆匆回去了。因为得知了这个噩耗，我们马上就停止了用餐，不久又传来了第二架飞机坠毁的消息。我们回到办公室，通过电视观看整个事件的经过，一直到五点。此时，离音乐会开始还有两个半小时，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我们是按计划进行演出还是取消演出？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演出，因为有将近七千人来到这里看我们的演出，他们并没有获悉这个消息。于是我们在乐团中进行的投票，有一些人反对继续演出。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把他们说服了，演好过于不演。之后，这十一二个反对的人也非常感谢我。因为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法，表达我们内心对恐怖事件的愤慨之情。我们稍稍改动了曲目，演奏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二乐章。我来到舞台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听众。听众们十分震惊，发出了阵阵的惊讶声。其实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一场音乐会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我们演奏得很投入，充满了激情。音乐会进行地很顺利。比取消演出要好得多。

曹可凡：我知道艾森巴赫先生近几年来，除了演出、教学之外，还致力于发掘和培养一些年轻的、有才华的音乐家，比如说，蕾妮•弗莱明，您当年是怎样发现蕾妮•弗莱明的演唱才华的？

艾森巴赫：我第一次遇见弗莱明是在1988年，当时她还一点也不出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替补演唱伯爵夫人一角。她来到我这里，每天向我学习，反复不断地练习，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中，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两三年之后，她成为了著名的音乐家。我和她合作了很多次，比如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等等。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另一个，1985年我第一次碰见塞蒙•莱托，一个十分有才华的人。现在，我也会组织一些小提琴手、钢琴手和大提琴手进行试奏，这让我很感兴趣。让我感到无比快乐的是，我发现有一大批有天赋有才能的年轻人，这个人才储备是非常可观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庞大，这支后备军保证了音乐的未来和发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非常振奋人心。

曹可凡：所以蕾妮•弗莱明在谈到您的时候，非常感谢您对她的栽培，一直记忆犹新。她曾开玩笑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古典音乐界，艾森巴赫是我的至爱。

艾森巴赫：非常感谢，我也想说相同的话，我们也非常喜欢她。我们还有一起来中国演出的设想。当然，还有我们的天才少年：郎朗。

曹可凡：刚才您也说到郎朗。您还记得当时在芝加哥第一次见到郎朗的时候，他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吗？尤其是他的演奏，为什么能够得到您的器重，使您在后来的合作当中给予他很多的帮助？

艾：与郎朗相识是在1999年的一个庆祝千禧年的音乐会上。一次，我在芝加哥的工作室里发现了一个记录，有一个叫郎朗的钢琴手想演奏二十分钟。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在一间小音乐室里，他们给了我一张曲目单，上面写着郎朗要弹奏的曲目。我没有选择曲目单上有的曲目，因为我想看一看，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结果，我确实被这个只有十七岁的小男孩所震惊，确切地说，那时他还差两天才满十七岁。我们惊讶的是，没想到一个小孩竟能演奏得那么有深度有内涵，能赋予音乐如此的活力，而他所弹奏的东西并不是他本国的文化。但是他热爱音乐，因为音乐始终是相通的，没有国界的。在这个上面，他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接着我还想听一些其他的东西。就这样，试弹足足进行了一半小时。我请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团长抽出十分钟或者更多的时间来听一下这个小伙子的演奏。为什么不用这个年轻人呢？最后年轻人的名字出现在了节目单上，演出的曲目是柴科夫斯基的钢琴曲。最终他征服了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是一个天才钢琴少年，一个只有十七岁的钢琴家，一个有着无限宽广未来的钢琴家。但是我对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我这里来继续学习，我会把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留给你。你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不懂就问我，有什么疑问我们一起探讨，他也这样做了，直到他在全世界取得令人不可思议的辉煌的那一刻。他有着一种强烈的学习渴望。

曹可凡：您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活到一百岁，我还是要指挥，因为到了九十九岁的时候，依然可能对这个世界充满着一种好奇感，而且会发现一些比现在更多的东西。”

艾森巴赫：是的，我想把从生活中学习东西转化到音乐中的这种渴望是没有尽头，没有界限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希望到了那个年龄时我身体还是非常得健康，我也希望那时我还在这个星球上，当然是活着的，而不是已经被埋在了地下，因为我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我对任何事物都很好奇，对生活，对这个星球。可能会在其他星球上呆上二十年。我想继续生活，因为我想继续从事音乐事业。

曹可凡：非常感谢艾森巴赫先生的光临，谢谢！

艾森巴赫：非常感谢！谢谢你们！

2007年10月28日
上海大剧院 贵宾厅
撰稿：亦非
采访：曹可凡
文字整理：《可凡聆听》节目组

（本文刊登于《音乐爱好者》杂志07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