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非博客

主持人：曹可凡 （以下简称“曹”）

编者按：上海大剧院在2007-2008演出季，以“成就古典，引领时尚”为主题，由“名家、名团、名作”领衔。2008年2月20日和21日晚，洛林•马泽尔率纽约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大剧场为上海的爱乐者们带来了两场音乐会。21日同时也是上海大剧院首个“艺术开放日”----“交响开放日”。当日中午，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与SMG综艺部《可凡倾听》联合举办了洛林•马泽尔先生的“对话大师”活动。当日下午，洛林•马泽尔执棒180名学生组成的“上海中学生交响乐团”的艺术开放日，拉开了2008“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的序幕。

曹：马泽尔大师，在过去的十年中您来过中国多次，而现在在纽约爱乐中，也有您的中国徒弟以及中国演奏家，您对中国的古典音乐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马：是的，在纽约爱乐乐团中确实有很多来自中国的音乐家。我们都认为未来古典音乐在中国将会得到更大的巩固和丰富，因为中国的音乐家对西方音乐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并且在中国也有很好的发展。同时也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勤奋的民族，当他们决定了去做什么，就一定会去做，并且竭尽全力，用心、用他们的智慧，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作为西方的音乐家，也越来越在这个过程中获益匪浅，纽约爱乐乐团只是这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也相信，将来华裔音乐家会对我们乐团和整个古典音乐界做出更大的贡献，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们期待有更多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加入，同时，来自西方的很多年轻人也可以来到中国，向你们学习很多值得他们学习的内容。

曹：在此次2008亚洲巡演中，纽约爱乐和上海大剧院进行了一个特别项目——针对音乐普及教育的“青少年作曲家项目”，这一项目得到了纽约爱乐的全球赞助商“瑞信”的支持，您觉得这一举动对年轻爱乐者来说意义何在？

马：如果没有了音乐的爱好者和学习音乐的年轻人，我们的音乐传统和音乐事业将为之灭亡。所以，这就需要像我这样的老一代的音乐家，去与年轻人做更多的沟通，去鼓励他们、培养他们、引导他们。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带领过很多由年轻人组成的乐团彩排和演出。事实上，在过去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就在欧洲参与组建了两支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乐团。所以，我对年轻一代音乐家的关注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在纽约爱乐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把乐团获得的很多赞助资金用在了资助年轻人的音乐培养上，这对于年轻音乐家的成长，和培养年轻的爱乐者起到了重要作用。来自赞助商的资助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这也反映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方针，我们整个乐团，所有成员，包括我自己都对他们心存感激。赞助商也成了我们的一份子。

曹：您曾经是个神童，8岁就初次登台指挥，您第一次和纽约爱乐合作是在1942年，60年后的2002年您成为了这支乐团的音乐总监。那您小时候会不会预想到今天的成就？

马：当然我从没有过这样的奢望。因为，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年轻人，能够指挥纽约爱乐都是一种至上的荣誉，这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我甚至都不敢去做这样的梦，我从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我认为一个人只能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当时的我觉得自己离一个指挥家还很遥远。所以当它真正实现的时候，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因为这是一个我从不敢奢求的荣耀，我很高兴他们把这个机会给了我。我希望在我与纽约爱乐乐团合作的这六年时间里，我所做出的努力能够不辜负乐团全体成员及董事会对我的信任。时间能证明我努力的价值。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尽管只剩下一年半的时间和四个演出季。回望我的年轻时期，那时的我就像另外一个人，一个挥舞着长长指挥棒的小子，你看后面的这个“怪物”，就能想象得到。很多很多年了，我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弹指一挥间。已经过去七十年了，我想这就是变老的好处，随着你年龄的累积，你的人生经历也积累成一笔财富。

曹：您曾指挥过几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国观众至今都记得当年通过电视直播，您用中文向世界问候“新年好”的情景。

马：我已经不记得它的确切发音，需要你来教我。“新年好”。事实上我确实记得那次经历，没想到这句话对中国的观众产生了这么重要的影响。当时我才意识到语言和音乐一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曹：在担任纽约爱乐音乐总监的同时，您还担任了其他两个机构的负责人，一个是西班牙瓦伦西亚歌剧院，另一个是意大利托斯卡尼尼交响乐团，能跟我们详细说一下么？

马：瓦伦西亚的这个歌剧院是由西班牙的著名建筑师Calatrava设计建造的。它是一幢宏伟的、结构复杂的建筑，里面包括了歌剧院、音乐厅和科学博物馆。我认为它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建筑杰作。在这里我们成立了新的管弦乐团，新的合唱团和新的歌剧院。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是很难开展艺术创作的。我们的乐团里，有从世界各地精挑细选来的年轻人。我和我们的乐团都很荣幸能得到这次机会，世界上有太多好的演奏家在等待展示的舞台。往往前人不退休，后辈就得一直等待，从年轻起一直等待，徘徊、迷茫；而那些老的乐手可以一直待在位置上，只要他们愿意。与此同时，我们的瓦伦西亚歌剧院欣欣向荣，我的同事祖宾·梅塔在那里指挥上演了《尼伯龙根的指环》，我想他现在正在排演《齐格弗雷德》。我的许多同事都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制作并享受高标准的音乐作品。托斯卡尼尼交响乐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交响乐团，三四年前刚刚成立，这个乐团的特点是与成员之间没有硬性的合约，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以独奏家身份加入，也可以同时在其他乐团谋职。我相信我们的前景是美好的。

曹：纽约爱乐从2007年9月开始，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合作伙伴——瑞信。过去半年中，你们的主要合作项目有哪些，你对商业银行和古典乐团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是怎么看的？

马：包括今天下午和年轻音乐家的交流活动和在上海的两场音乐会在内的这次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巡演，是我们至今最大的一次合作。如果没有资助，就很难实现这样的巡演，因为它们非常复杂，包括整个乐团的衣食住行，因而很昂贵。但我觉得这很重要。如果光说钱，我相信发射一枚洲际导弹或先进武器要花费更多，与这相比，把世界所有乐团和歌剧院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大开销。从更大的意义上讲，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因为我们把和平、抚慰带给仍然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人们。这就是我们透过音乐会所能传达的力量，因此我们十分看重这样的使命。全世界的古典音乐家都在为之努力。特别是纽约爱乐，这些有着良好素养的音乐家将更多音乐以外的元素带入其中。这次的中国之行很有意义，我们感受到了人们极大的热情和好客的氛围，这对我们以及艺术创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曹：您作为一个指挥资历深厚，但您同时还是一个小提琴家，曾经录制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您还有空练琴么？拉小提琴或者会演奏乐器，对指挥有帮助么？

马：在过去两三年时间里，在乐团紧张的排练巡演间隙，我进行了很认真的练习。我四年前演奏了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我也确实录制过自己的小提琴作品，是小提琴与乐队合作的作品。我喜欢器乐。我想一个会演奏弦乐的指挥家，可以给乐队的声线带来温暖的感觉，而这对钢琴家出身的指挥就很难。如果你回顾音乐历史，最富有激情的音乐家都曾经是弦乐演奏家。比如说托斯卡尼尼，或者维克多·德·沙巴塔，他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我相信弦乐出身的指挥家会做的更好，但我已经不打算再进行公开演奏了，尽管我的双手训练有素，完全可以胜任。我曾经说过，我不希望在我人生结束时，像开始时那样还在拉小提琴。

曹：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和斯托科夫斯基，他们也都是致力于向大众普及高雅音乐的先锋人物，您有什么关于这两位的回忆和趣闻么？

马：我曾经很荣幸地在斯托科夫斯基的门下学习，我记得他指挥巴赫的作品，说：乐团里也许有很多人不认同我对巴赫的演绎，如果不认同，你们可以起身离开，那是在彩排时候，结果没人离开，我们都被镇住了。他对巴赫音乐的演绎确实与众不同，但我们都乐在其中。托斯卡尼尼我小时候只见过他一次，我和NBC交响乐团排练的时候他来了，当时他是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

曹：他很认真么？

马：是的，他是个很实际的人。一个非凡的人，很羞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羞涩，要不然就是很新潮，以我小孩子的感受，我都能看到他头顶闪耀的光环，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确实，我很幸运有这个机会，能和当年这些大指挥家一起工作，包括纽约爱乐的前任总监伯恩斯坦。昨天晚上我们演出了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当年伯恩斯坦在匹兹堡交响乐团指挥演奏过的，在音乐中我们回到过去，向他致敬。也许有一天我要写本回忆录，每个人都要我写书，我太忙了，也不好意思写，但是也许，趁我手还没发抖的之前，我会把这些怀旧的片断都写出来。

曹：您在大学里专攻语言学，数学和哲学，人们常认为数学和音乐之间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您自己觉得呢？

马：就像人们说的是这样，但关键在于分析，如果你把数学上的分析方法运用在解读乐队总谱中，那将会非常有用，你会感到一种延伸，一种全盘的拓展。不过就像我曾经说过的，影响我更大的倒是我学的哲学，我学了三年，我的哲学老师为我打开了一个奇妙的世界，我求知若渴，最大的收获是“希望”，通过一些著名哲学家的作品，如叔本华的，给了我很多的希望。过去的数十年我都在一个叫做世界的丛林里，和其他人一样为生存而战斗，在黑暗的时刻，叔本华带给我希望，成为我的知己。

曹：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您在全世界不停巡演，如何能保持这种活力和状态？

马：首先，这是你必须适应的生活，你还得保持好的状态，这是很困难的。人们买票来看演出，他们对舞台上的演员、演奏家或者指挥家的个人身体状况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想听到一场好的演出，尽全力满足他们，这是你的职责，正因为如此，除了适应别无他法，这就是所谓“专业”的含义，你别去想你自己，你只要做你该做的，我认为，“专业”很重要，当然，纽约爱乐的每个人，在世界各地演出难免会碰到麻烦比如时差问题，但需要你上台的时候你就得上台，坐在那里演奏是你的工作，倾尽全力，让纽约爱乐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不可思议的团队精神。我很荣幸我是这个团队的一员，我希望在我手中，这种精神永不落。其实在舞台上，有时候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累，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普通人，但演出就是演出。

曹：在您的音乐生涯之中见证过许多不同历史时期和政治事件，我最后的问题是在您心中音乐离政治是远还是近？

马：事实上，艺术确实有政治的功能，但艺术家是无党派的、无关政治的，我们不代表特殊的含义，我们只是人与人的交流。是这种意义上的“政治”：我对这个世界给予厚望，就像我昨天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标题文章一样。关键是要认识清楚音乐家是以人的平等角度发挥所谓政治功能，而音乐家应该远离那些真正的政治含义，这就是我所想的。

现场对话：曹可凡

撰稿：亦非

文字整理：《可凡倾听》栏目、邱匀